浅谈明代道教正一道斋醮科仪的兴盛
摘要
关键词
明代;道教;正一道;斋醮;兴盛
正文
基金项目: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科技史视角下的江西道教遗存——以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为例 ”(YG2021106)
一、引言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是国内已发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道原祖庭遗址,并入选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已发掘的遗迹主体建于明代,出土了一大批具有皇家特征的建筑材料和定烧瓷器。[1]可见,明代将道教置于极为尊崇之地位,而明代正一道空前发展,突出表现为斋醮科仪的兴盛。斋醮是道教独具特色的祭祀仪式,是正一道的重要内容,[2]本文浅谈明代帝王及民间正一道斋醮活动的兴盛,以及兴盛的原因及影响。
二、斋醮的源流及其涵义简述
斋醮是道教独具特色的宗教祭祀仪式,也是道士所从事的主要宗教活动。道教斋醮的内容有清洁身心,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存想、念咒、掐诀、叩齿、上章、诵经、赞颂、并配以音乐,灯烛和禹步等仪范程序。斋醮的目的是使人与神灵沟通,祈祷神仙保佑,赐福消灾解厄。[3]斋醮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之神灵崇拜和巫祝之术,就是道教斋醮仪式之渊源。[4]早在夏商周时期,国家就设立了巫史之官,“巫”以舞降神者也。至东汉道教创立之时,受隆盛之巫风的影响,巫术文化中的巫舞、占卜、符咒,先秦官巫、民巫的祀神仪式、祭祀法器均为道教斋醮所发展和运用。[5]道教醮仪的产生与早期正一道有关,道教认为醮仪是张陵在巴蜀时期所创。早期,斋、醮仪式有区别,都为祭祀仪式,斋一般是祭祀典礼前的洁诚行为,而醮是祭祀仪式活动本身,两者功用不同。祭祀中斋有洁净、斋戒之含义,《说文解字》释“斋”有云:“斋,戒洁也。”道教在行用祭祀的斋法之外同时还行用祀神酬谢的醮仪。《说文解字》释“醮”有二种含义:一义指古代冠、娶之礼;另一义指祭祀。晋代时斋、醮就已合二为一,为道教祭祀仪式所特有名称,道教斋醮仪式活动逐渐发展壮大。隋唐时,道教的祭祀仪式活动也称为斋,斋和醮的仪式已逐渐相似。自唐宋时期始,仪式活动不再严格区分斋与醮,唐代已出现斋和醮仪式逐渐相似的现象。唐以后斋、醮已并称,到了明清时期并称趋势已非常明显。明洪武七年,太祖增编新的科仪格式令全国遵行,编纂《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将斋、醮合并为一体。天师道遵照该科仪使斋与醮合二为一。[3]
三、明代帝王斋醮活动的兴盛
中国古代帝王对祭祀活动都极为重视,自唐始,道教便取得国家宗教的地位,斋醮仪式成为国家祭祀大典。唐肃宗曾撰有《张天师赞》,说明唐代龙虎山张天师已受到帝王重视。比如《唐六典》卷四记载了国家祭祀的七种道教斋法,同时还记载了用于禳谢的三种仪式:“而禳谢复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6]正一道为帝王开设斋醮活动的次数和规模,在明代达到顶峰。国家祀典的目的是向包括自然、神明、圣人、祖先、功臣等群体表达崇敬之情,增强百姓的政治认同感,以对政权及统治者保持敬畏之心。明代各帝王命天师斋醮的目的一般共四种:一是保国安民,若国家有难、百姓有灾时,遂命天师建斋设醮;二是延寿度亡,即斋醮为生者延寿,超度死者;三是消灾祷祸,帝王借斋醮求风调雨顺;四是祈福谢恩,如遇皇帝复位、求祈皇嗣需建醮。鉴于国家祀典的重大意义,道士所擅长的符箓斋醮之术,正是统治者重视且需要,这也是明代道门中人影响朝廷政治的一个原因。[7]明代朱国桢的著作中曾记载:“符箓……科醮之说,……独龙虎山张真人,尚世袭”。[8]宋、元两朝,正一道就替帝王建醮,但次数和规模远不及明代。天师为帝王斋醮,包含祭祀、祈祷等活动,庄宏谊先生在《明代道教正一派》中,把斋醮内容归纳为:祭天、祠山、斋、醮、陪祀、分献坛、祈祷、祷雨、祈雪、祠玄帝、主春祈祠典、祀香山神像,一共十三类。[9]据资料统计,有明一代帝王16位,历经276年,命天师斋醮共计 84次,惠帝、穆宗、光宗、熹宗四朝没有命天师斋醮。太祖朱元璋登基后,由正一首领主持国家祀典,先后以祭天、祠山、祈雨等内容主持了四次斋醮活动。成祖在位时斋醮活动多达十六次,其中,有三次是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为其建斋设醮;第四十四代张宇清也为其主持达十三次之多。[10]据有关资料统计,而《汉天师世家》记载宋、元两朝天师,仅为帝王各斋醮五次。[11]据相关资料统计记载,明一朝张天师为国斋醮就达八十四次。由此可见明代正一道替帝王建醮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这足以印证明代帝王对斋醮活动的热衷以及对正一道的尊崇。明代帝王建醮还创造了活动参与人数之最的记录,耗费庞大。永乐时期,仁孝皇后去世,成祖为其建醮,“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崩于永乐五年七月乙卯。成祖命天师斋醮,至十月中旬,达百日之久。”[12]成祖是明代斋醮耗时最长的帝王,同时,还创造了斋醮参与人数最多的记录。永乐十七年(1419年),文献记载了福建洪恩灵济宫斋醮之事,集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四处道士,竟有七千余人参与。次年,所建玉箓大斋,也有近两千羽士的规模。明嘉靖年间,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斋醮香火规模最旺盛的时代。嘉靖初年,世宗采纳太监之言在乾清宫建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建醮问神,如若未达到预期效果,则再次建醮,如若灵验,则更大规模建醮以感谢神仙庇佑,“不斋则醮,月无虚日”。[13]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载世宗皇帝的醮场的门坛用金泥书写匾对,耗金达数十数十盌。时任给事中郑一鹏曾无奈说道“世宗一醮之费金钱万余,以月计之,不知几万”。[14]据此推断,大型斋醮活动所耗费用非常之多。当时大臣曾上奏反对斋醮,说“罢斋醮,谓近来僧道所叨内帑之费,或滥玉带之赐,或光禄寺日用食卓数百,南京成造器皿十余万,取香数十万斤,皆为斋醮而设,……减斋醮之设,以足边储。”[15]这可作为斋醮规模盛大的间接证据。而另一资料记载,“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印赤金亦至数千两。盖门坛扁对皆以金书,屑金为泥,凡数十碗。……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铢矣。”[16]亦可印证明代斋醮活动规模与费用的庞大。
正一道为帝王建醮活动在明代达到顶峰,这与太祖在开国之初便大力重建祭祀和礼仪制度密切相关。太祖在登基之前,就与正一天师张正常因符箓之术相助而结识,便是看重他斋醮符箓之术。太祖登基后,由正一首领主持国家祀典,先后以祭天、祠山、祈雨等内容主持了四次斋醮活动。太祖开设礼局和乐局,嘱中书省、太常寺、翰林院考究历代祀典,以酌情确定祭祀典礼。太祖开命天师斋醮之端,认为正一道对人伦教化有裨益,遂将其置于统领天下道教之位。究其根本原因,乃是正一道所擅长的斋醮符箓之术。太祖亦竭力制定统一的斋醮仪轨,简化道教各派不同斋醮科仪,比如命正一道士宋宗真编纂《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并在序中说“正一道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而厚风俗”。[17]明代史书记载“祀典正则人心正”,[18]成祖在太祖时期颁布施行的斋醮仪轨的基础上,经过删增,颁布《御制大明玄教乐章》于天下道观。可看出明代统治者重视斋醮活动及其效用,对斋醮科仪是否规范亦甚为注重,而正一道对斋醮科仪极为专长。
四、明代民间斋醮活动普遍化
在明代,斋醮在上成为国家祭祀大典,在下渗入庶民生活之中,民间开斋、设坛的情况尤其普遍。道教斋醮将源于先秦的祭祀文化加以继承和弘扬,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根壮大,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民间建斋设醮活动本身与民众生活各方面息息相通。斋醮作为一种救度的功德,是道教的救苦度人法门,被视为苦海之舟楫,成真之径路,旨在劝化人得道成真。[19]出于六朝时期的《度人经》,该经倡言:“普得济度,全其本年”;“济度垂死,绝而得生”。[20]道教称斋醮有度世之功,即可“上消天灾,中镇国祚,下度人民”。[21]民间斋醮通常为求索事之吉凶与亡灵的超度,来达到祈禳去祸的济世功能。根植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道教,却可为处于各种困苦的普通民众提供宗教精神的解脱,在社会和人生遭遇的各种问题时,都作出相应的科仪,以满足民众的祈禳需求。可以说广大民众对祭祀的需求和信仰,为道教斋醮的生存提供了深厚土壤。明代道经《道法会元》卷四说斋醮度人:“至道不繁至要不紊,自首至尾,告符拜章,行科阐教,皆化凡俗耳。”[22]该习俗在民间源远流长,明代时对该需求更甚。若家人身体抱恙,便请道士为其设醮建坛驱妖做法事。千百年来,家中有人去世便需恭请道士建斋设醮,使亡灵得以济度。太祖在《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一书中亦提,凡家人去世,子女为表慈孝,都会请道士、僧人安排送殡。这些习俗极大给予了民间斋醮活动兴盛的空间,道门中人也越来越多,斋醮活动与世俗生活联系也越紧密。
五、明代建斋设醮兴盛的原因及影响
正一道的斋醮符箓之术能够如此为明代统治者和民众所热衷,这不仅涉及到道教在社会政治上的作用,而且还关乎统治者及民众自身的宗教信仰。明代统治者大都尊崇道教,利用道教作为统治工具之一,把政治权利与宗教信仰高度结合;此外,明代士大夫阶层近道现象突出,纷纷成为道教的崇信者。在世俗社会,道教的宗教信仰功能,满足了民间百姓心中仙道贵生的心理,由百姓去世后请道士超度亡灵可以看出,正一道的斋醮符箓之术为百姓所需,并且已发展成为一种习俗。
正一道在明代统治者的尊崇和扶植下,通过积极调整,促进了道教的壮大,影响了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根底在道教”,即印证了道教对社会的整体影响。
首先,明代正一道斋醮的兴盛加速了道教的世俗化。道教早期阶段将肉体永恒作为修炼的最终目的,而历经隋唐这一追求神仙信仰的顶峰阶段,已更多转向为改善现实环境、追求生活安稳等目标。这一转变,扩大了道教神仙信仰体系在世俗社会中的影响。其次,明代正一道斋醮的兴盛促进了道士在政治舞台上的权力壮大和地位尊崇。国家祀典需要政府的参与,而祀典正是正一道士的专长,任用道士担任官职便顺理成章了。再次,明代正一道斋醮的兴盛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斋醮活动的频繁及规模之大,其用具器物,特别是道教瓷器制作工艺和规模得到了充分提高,助力明代制瓷经济空前发展,江西景德镇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最后,明代正一道斋醮的兴盛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的突出体现是青词文学和道教神魔小说的繁荣。青词为斋醮活动时用于对上天祷告的一种特殊祷文,一般由道士撰写。由于道教斋醮贵盛,道士和文人儒士均热衷参与撰写青词,加之帝王对斋醮符箓的极大热衷,也为青词的空前繁荣提供沃土。明代小说受道教影响甚大,《西游记》等以道教人物和仙魔题材的小说多有出现,多运用道家思想中的“重道贵生”,体现“修道济世”这一主题。
道教斋醮形式上是道教的祀神活动,本质上却是道教教义思想的仪式化演绎。[19]斋醮蕴含道教文化的诸多内涵,比如祭祀科仪、哲学思想,乃至神学理论。某种意义上而言,开办一次斋醮祀典,便是一次道教思想的传播宣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道教丰富多样的仪式演绎,斋醮彰显的祈禳、济度功能,使斋醮逐渐成为民众精神和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仪式也与民间风俗活动相互交融。斋醮科仪表达的核心思想,是道教之“道”。作为形而下的各种科仪格式,无不具备形而上的“道”之意蕴。这种形上、形下的契合统一,使道教构建出斋醮丰富的科仪格式,并且极大促进了道教在民众中的传播和发展。
有位法国学者说“仪式是文化的真正的纪念碑”。[23]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斋醮科仪是道教文化的真正的纪念碑。[24]恰是从丰富多样的斋醮科仪演绎,人们才得以窥探道教文化曾经的璀璨光芒;恰是从融入民间世俗、习以为常的建斋设醮,我们才能感受到中国祭祀文化的深沉意蕴。
参考文献:
[1] 赵晓霞.2017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4-17(007).
[2] 张泽洪.论道教的灵宝斋法[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5):36-41.
[3] 张择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229页.
[4] 字春华.浅论先秦两汉时期道教神仙信仰的构建形成[J].商情,2013(50):1.
[5] 丁常云.道教的禳镇科仪及其功能[J].中国道教,1998(03):21-23.
[6]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5页.
[7] 姚丹丹.明代正一道研究[D].河南大学,2015.
[8] (明)朱国桢.湧童小品卷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06页.
[9] 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M].台湾学生书局,1986,第171-172页.
[10]曹群勇.明代天师道斋醮述略[J].贵州文史丛刊,2011(02):65-69.
[11](明)张国祥.汉天师世家[M].1644-1911年,第825-834页.
[12]皇明恩命世录卷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1926年,第39页.
[13](清)夏燮. 明通鉴 卷50-55. 1900.
[14](明)沈越撰. 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 1.
[1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明实录 56 明孝宗实录 卷一一六至一四四. 1964.04.第2963页.
[1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三十卷[M].卷2,第59页.
[17]张继禹.中华道藏 第44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01.第616页.
[18]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明实录 51 明孝宗实录 卷一至十四. 1964.04.
[19]张晓俊.从炼度看道教的死亡观[D].浙江大学,2013.
[20]张继禹.中华道藏 第1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1]张继禹.中华道藏 第30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第779页.
[22]张继禹.中华道藏 第28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第691页.
[23][法]施伯尔(K.M.Schipper):关于仪式的论文集(第一卷,法文版)[M].巴黎:朗文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24]张泽洪.道教斋醮仪式的文化意义[J].中国文化研究,2002(02):103-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