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宫颈上皮内瘤变属于癌前病变，与宫颈浸润癌呈现一定的关联性，并且该疾病的患病情况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同样存在相关性。相关调查显示，近年来宫颈上皮内瘤变患病率显著提升，并且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对女性生殖健康威胁严重。当前我国宫颈癌筛查体系的完善化、规范化，使宫颈上皮内瘤变检出率得到显著提升，通过及时发现并对该疾病患者加以治疗，具有阻断宫颈癌进展的效果。宫颈锥切术属于宫颈上皮内瘤变主流治疗方式，可以切除病变组织，保障治疗效果，改善生存质量。该类手术的治疗优势在于治疗效果明显，创伤性较低。但临床实践也发现，部分患者术后仍存在一定的复发风险，复发后患者具有更高的进展为高级别病变甚至宫颈癌风险，不仅需要再次进行治疗，还会增加患者生理、心理负担，提高临床治疗难度。宫颈锥切术后复发呈现复杂的病理机制，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HPV感染、术前病变级别等，但目前临床尚未明确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交互作用，并且现有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深入研究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宫颈锥切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可以为临床筛选高风险人群、降低患者复发率提供保障，也能够为临床后续制定个性化治疗以及随访方案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选取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进行研究，分析宫颈锥切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共计筛选出500例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资料，按照6个月随访内，宫颈锥切术后复发情况进行分组。复发组100例患者，未复发组400例患者。

纳入标准：（1）患者均接受阴道镜病理活检，确诊为宫颈上皮内瘤变；（2）患者均同意接受宫颈锥切术；（3）患者均为成年人，存在性生活史；（4）临床资料完整患者。

排除标准：（1）宫颈手术史患者；（2）生殖系统疾病患者；（3）无法规律随访患者；（4）妊娠期女性；（5）参与研究前接受过子宫手术治疗患者。

1.2方法

宫颈锥切术治疗步骤：手术时间为患者月经结束后3~7d，常规采取全身麻醉或腰硬联合麻醉处理，经阴道镜下，观察冰醋酸、碘试验结果，判断患者病变程度，确定手术切除范围。选择试验未显色区域5mm位置设置为手术切割点，切除宫颈组织，切除深度为5mm，注意保留10~15mm宫颈管。在整个手术期间，需要同步切除侧边、顶部边缘组织，并检查是否存在组织残留情况。

1.3观察范围

（1）单因素分析：指导患者填写医院自制量表，获取患者年龄、初次性生活、婚姻状况、孕次、产次、宫颈癌家族史等因素；记录患者宫颈上皮内瘤变分级，其中，1级为异性细胞处于上皮下1/3区域内；2级为异性细胞处于上皮1/3~2/3区域内；3级为增生异性细胞在2/3以上；HPV感染：术后6个月，患者在月经结束3~7d内，接受复查，经扩阴器，暴露宫颈口，对分泌物进行擦拭处理，采集宫颈口脱落细胞，应用聚合酶链反应，完成检查。检测患者病变累及腺体、P16指标。

（2）多因素分析：采取多因素Logistic回归研究，判断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

1.4统计学方法

SPSS 26.0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以（%）表示。影响因素采取多因素Logistic分析，P＜0.05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单因素分析

    两组患者年龄、初次性生活、婚姻状况、孕次、产次、宫颈癌家族史等指标对比无意义（P＞0.05），两组患者宫颈上皮内瘤变分级、HPV感染、病变累及腺体、P16指标对比有意义（P＜0.05）。

表 1 宫颈锥切术后复发单因素分析

注：HPV：人乳头瘤病毒；P16：抑癌基因P16。

2.2多因素Logistic分析

对所有可能引发术后复发的因素进行量化赋值处理，设置术后是否复发作为因变量，其中，是为1，否为0；设置自变量为宫颈上皮内瘤变分级（3级为1,2级为0）、HPV感染（有为1，无为0）、病变累及腺体（是为1，否为0）、P16指标（阳性为1，阴性为0）。借助多因素Logistic分析，最终确定宫颈上皮内瘤变3级、HPV感染、病变累及腺体、P16阳性均属于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表 2 宫颈锥切术后复发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

3.讨论

宫颈上皮内瘤变是一种核心特征为宫颈鳞状上皮细胞异常增生的癌前病变，特点为异常细胞存在于宫颈鳞状上皮层内，尚未侵入宫颈间质等深层组织，病变范围存在局限性。以病因学视角出发，该疾病发生、进展均伴随高度特异性的影响因素，而HPV感染已经被临床视为核心驱动因素。HPV经过病毒基因组，对宿主细胞进行整合，可以对细胞周期调控加以干扰，并对相关基因表达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造成鳞状上皮细胞出现形态异常、排列紊乱等病理性改变，而在长期感染状态下，将会使宫颈上皮内瘤变向高级别状态进展。

宫颈上皮内瘤变多见于25~35岁女性，作为癌前病变，一旦没有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将会增加患者患宫颈癌的风险，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安全^[1]。因此，当前临床高度重视对该疾病治疗的研究。宫颈锥切术属于宫颈上皮内瘤变较为常见的治疗方式，治疗效果确切。该手术可以精准切除宫颈病变区域，从解剖角度出发，将异常增生上皮组织切除，可以避免病变向宫颈浸润癌方向进展。该手术属于微创术式，创伤性较低，可以保留患者宫颈解剖结构、生育功能，适用于存在生育需求的患者，并且该手术病变切除率较高，目前已经成为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首选治疗方式。但是临床实践同样发现，即使采取宫颈锥切术治疗，患者仍有一定的复发风险，并且复发后患者还会出现更高的宫颈癌风险。目前临床认为宫颈锥切术后复发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宫颈上皮内瘤变级别、HPV感染等。因此，准确识别宫颈锥切术后复发危险因素，不仅能够为术后风险分层工作提供依据，还可以为临床围绕患者制定个体化的随访措施提供指导，从而有效降低患者复发率，减少宫颈癌发生率，对于提升患者预后、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宫颈癌防治效果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究借助单因素分析以及多因素Logistic分析，总结了宫颈锥切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复发患者以及未复发患者年龄、初次性生活、婚姻状况、孕次、产次、宫颈癌家族史等指标对比无意义（P＞0.05），宫颈上皮内瘤变分级、HPV感染、病变累及腺体、P16指标对比有意义（P＜0.05），且宫颈上皮内瘤变3级、HPV感染、病变累及腺体、P16阳性均属于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分析原因：（1）宫颈上皮内瘤变分级3级：进入3级说明患者病变程度严重，已经累及宫颈上皮超过2/3区域，范围较广。虽然采取宫颈锥切术治疗可以将部分病变组织切除，但也可能存在癌前病变细胞残留情况，随着细胞增生，引发病变复发。另外，当进入3级状态后，细胞异型性更加爱显著，增生活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恶性转化风险。（2）HPV感染：持续性的病毒复制、免疫逃逸，在HPV感染的影响下，宫颈上皮细胞将会处于持续性病变情况。采取宫颈锥切术治疗虽然可以切除病变组织，但是在未彻底处理HPV病毒的情况下，往往会影响术后宫颈组织正常恢复，使患者复发风险进一步提升。另外，HPV感染还会使宫颈组织微环境受到破坏，影响机体清除能力，使机体免疫防御力下降，增加病变复发风险^[2]。（3）病变累及腺体：该情况的出现可能会影响宫颈组织结构、功能，在病变细胞的侵犯下，腺体受到侵犯，可能会出现分泌功能异常，使宫颈内部微环境出现变化，加快病变细胞生长，从而增加复发风险。同时，当病变累及腺体后，则说明病变已经深入到宫颈中，目前临床已经证实腺体病变与病毒复制状态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而腺体病变将会增加病变细胞扩散潜力，提升复发风险。（4）P16：该指标属于肿瘤抑制因子，可以与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素酶4/6加以结合，从而对其活性进行抑制，以免细胞周期呈现不正常的进展状态。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将会呈现P16指标阳性情况，因此，可以通过该指标对患者细胞周期调控机制紊乱情况加以判断，紊乱则说明患者呈现细胞增殖失控情况，这也会进一步增加术后复发风险。因此，当前临床将P16视为评估宫颈癌前病变、术后复发风险的重要指标^[3]。另外，后续有研究发现，P16阳性状态可能与HPV感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而HPV感染同样与宫颈癌前病变密切相关，当患者出现P16过表达的情况下，说明机体HPV感染呈现进展状态。因此，P16阳性还可能说明患者持续性存在HPV感染症状，显示宫颈组织修复能力不足，具有较高的术后复发风险。还有研究认为，P16阳性还可能与宫颈组织炎症指标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主要是因为P16阳性往往会加速病变细胞增殖，使患者在采取锥切手术后，增加术后复发风险^[4]。

综上所述，临床总结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切除术患者术后复发因素主要包括宫颈上皮内瘤变3级、HPV感染、病变累及腺体、P16阳性等，在临床诊治期间，可以结合患者具体指标变化，对患者术后复发风险进行评估，根据不同复发风险患者，配合科学的防治措施，从而降低患者复发率，有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1]赵虹. 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宫颈锥切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J].大医生,2025,10(09):114-117.

[2]彭雪琴. 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锥切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分析[J].医学信息,2025,38(05):136-139.

[3]卢珍. 宫颈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病人宫颈锥切术后复发危险因素分析[J].蚌埠医学院学报,2023,48(02):230-232.

[4]王虹. 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行宫颈冷刀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的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民康医学,2021,33(05):12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