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报告显示，202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93267万人，比2022年增加119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7700万人，减少1404万人^[1]。增加的城镇人口很大比例上是由失地农民转化而来，逐渐形成了大量失地农民集中安置小区，即我们所说的涉农社区。作为既具备部分城市社区特点，也存在农村社区部分特征的新型混合社区，涉农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基于这种情况，在此类社区管理当中，原有的社区治理模式已经逐渐不能高效的适用当前区域一体化的高标准发展需求，探索创新型涉农社区治理模式势在必行。

一、新时代涉农社区治理的价值内涵

1.城乡二元结构下破除区域社区发展不平衡的必然选择

经济持续发展下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容易造成区域间发展不协调，产生诸如要素流动不平等、公共资源供给不均衡、文化认同差异等现象。同时，农村转移人口转入城市社区生活之后，会对当地社区管理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对于涉农社区来说，则需要根据不同性质的人群合理开发管理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尽快适应城市化发展，形成和谐社区共同体。所以，优化涉农社区治理模式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发展推进的必然延伸，只有坚持稳步开展治理工作，协调区域要素，才能保障安居乐业。

2.实现涉农社区治理模式和美好生活秩序的双向融合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和发展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基于此，在涉农社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是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保障，能够有效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涉农社区治理必须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满足居民对于公平、正义、法治、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形成健康的社区生活秩序。同样的，美好生活秩序的形成也需要涉农社区在治理过程中将重心转移到社区居民的主观价值体验上，不断倒逼社区治理模式优化，实现社区治理和美好生活秩序的良性互动。 

二、新时代涉农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1.涉农社区治理组织引领作用不明显

在社区治理当中，组织引领相当于领头羊的角色，不断推动社区工作常态化开展。由于涉农社区人员复杂，多数是由农村人口转化而来，在社区格局中能够起引领作用的党员干部较为短缺，且综合能力素质不够全面过硬，难以充分发挥带动作用，特别是在贯彻执行社区基层治理相关政策、传达相关精神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这将导致社区居民在配合管理和共同治理中因为不能充分了解情况而造成实际效果的不理想。同时，有些基层组织人员因对农村转化人口的生活习惯、精神文化需求缺乏实际的调查研究，在开展相关活动中会产生与原计划存在差距的现象，严重影响涉农社区的治理效能。

2.涉农社区前期设备及资金发展条件不足

不少涉农社区基础条件先天不足，比如缺乏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图书设施等。随着国家对于基层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与日俱增，社区建设逐步正轨，社区居民对基础设施的“硬条件”和公共文化的“软实力”有着迫切的需求，但是由于基层财政尤其是复合型社区的财政相对紧张，基层组织规划建设的公共设施会因为资金短缺和管理不合理而搁置，或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使得社区中的设施设备实际使用率并不高，不能充分发挥社区服务功能导向作用。与此同时，目前大部分社区治理资金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及部分社会筹集帮扶，难以和当地实际需求充分契合，无法呈现最大治理效能。

3.部分社区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积极性不高

涉农社区中人员较为复杂，这些社会主体往往会在社区生活中形成相互扰动的关系网，他们之间的共建联建机制有待完善。同时，当前大部分涉农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大多照搬城市社区的服务管理理念，效仿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模式和习惯，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本社区部分“农转”居民的文化习惯和生活感受，不能精准对接不同人群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无法提供有效的社区服务。虽然社区也会通过议事会等渠道吸引居民参与治理，但效果不明显，有部分安置移民未能很好融入到社区大家庭中来，共同治理的意识不强。

4.涉农社区专门化服务供给难以满足需求

基于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涉农社区周边就业岗位有限等社会原因，居民生活压力不断增加，造成大量青壮年离开社区选择到大城市发展。同时，随着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加剧，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现象亟待缓解。然而，目前社区由于干部人员有限、专业较为单一且工作缺乏专门指导，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社区治理呈现出一定的单一性和盲目性。面对社区治理当中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被处理成效不高等问题，社区服务往往不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做到治理专业化和精细化。

5.部分涉农社区居民家园价值认同感缺乏

原农村居民进入社区生活后生活方式必然会产生变化，例如，在居住空间上由以往农村开放式空间居住转变为单个家庭封闭式分居，家庭化的私人空间使得人际交往机会变少，社会陌生化程度逐步增高，邻里关系在熟人社会的生活中开始变得艰难^[2]。同时，社会生活中的科技渗透，使得社区居民开始更多的依赖数字化生活，将大部分时间消耗在手机、电脑上，而不是借助实体公共文化与外界进行链接。这些都导致一些依托文化实践而传承的伦理道德较难开展，地域性共同礼仪民俗也开始变的弱化，难以凝聚居民价值共识、增强共同治理的文化认同，社区“软治理”急需加强。

三、新时代涉农社区治理策略优化

1.坚持组织引领，提升核心领导力

通过“三长联动”提升组织嵌入力。村（社区）“三长”通常指网格长、党小组长和村（居）民组（楼栋）长，通过联动提升治理能力。像涉农社区这类多元化人群集中的复杂社区，在治理当中需要强化组织责任意识，做好牵头工作，通过组建社区网格，让社区工作细分到每一个网格中，使社区治理工作落实到村组（楼道）内。一是搭建网格化构架，通过将支部建到基层，形成层层传递的治理体系。社区工作人员进到网格里，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以及居住在社区周边与社区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人员重视涉农社区管理的重要性。二是选优“三长”队伍，通过党组织的力量选优、带齐队伍，使组织力量覆盖全部区域。三是优化服务，在组织的带领下，社区居民可以与社区干部、网格员面对面交流想法并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将党建嵌入治理当中，让基层“小堡垒”释放大能量，引领党员干部在网格中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着力破解治理“最后一米”的难题，确保优质党建服务模式激发常态化效能。

2.盘活资源禀赋，丰富治理资金来源

通过“三措并举”助推经济嵌入力。社区的发展离不开资金保障，在保障社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及居民自出资等的传统资金来源基础上，可以因地制宜的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经济，有效扩大社区治理的经费支持，强化涉农社区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保障。涉农社区拥有其他类型社区所不具备的资源禀赋，如在土地开发过程中会集聚一定的收益来充实社区治理资金。一是要明确立足各社区的资源禀赋、发展需要、产业特色等实际，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提升经济发展能力，推动社区产业升级。二是整合社区集中安置后形成的集体土地资源，以资产形式量化，通过土地使用权入股公司建立集体经济利益链接，增强组织经营能力，同时在引进大企业大项目的基础上利用社会力量发展配套服务新业态，推动房地产、物业、仓储、租住企业参与改造升级经营方式，促进就业增收。三是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办理合作社经济，抱团发展。在商贸业、服务业、数字文化业等方面全面聚焦高流量，打造吸引人才前来工作、消费、居住的特色社区。通过一系列多措并举的经济改革，为社区提供稳定性收入。

3.缔造多元结构，创新社区治理结构

通过“三方参与”激发要素嵌入力。社区居民、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尤其是考虑到在涉农社区中，存在人员组成复杂的实际情况，更需要妥善处理好各方关系。一是不断深化社区居民自治，提供居民高度参与社区治理的源动力，激发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例如，创新监督制度，通过解决居民对社区收支不透明的问题，让居民参与监督。与此同时，社区收益的高效运用也更大程度的支持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让社区场域内的居民受益。二是通过联建共建的形式，为社区提供各类专业化、差异化专项服务。鼓励更多居民和各类社区主体参与治理过程，提升社区共治能力，激活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动力，以主人翁的态度共绘社区蓝图，让服务对象变治理力量。三是充分发挥志愿者等元素在网格化管理中的桥梁纽带角色，使社区服务项目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效。同时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参与平台，帮助解决在治理中遇到的法律政策等专业化问题，高效服务居民群众。

4.持续精准发力，拉高社区治理满意度

通过“三个聚焦”提高服务嵌入力。涉农社区居民主要由农转非和购买商品房，以及农村片区农民及外来流动人口构成^[3]，推动社区治理的精准、精细化，不仅能够满足个性化需求，也能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社区发展问题，进而倒逼社区治理水平提升。一是聚焦老年群体，解锁养“老”综合体。例如，涉农社区居民中老年人口数量庞大，由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养老服务需求多样化，传统农村土地养老模式或城市机构养老模式并不适合涉农社区老人。为此，可以积极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建设专业化、专门化老年人活动中心，成立老年食堂，解决老年人行动不便做饭难问题。二是聚焦青少年群体，激活社区“青春密码”。社区可以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建立起关爱儿童的多元化阵地，定期开展有利于孩子成长和沟通的活动，使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关爱服务。同时类似的托育中心也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带娃压力。三是聚焦新就业群体，打造服务“新”模式。社区中逐渐增加的外卖、快递等新业态服务人员具有熟悉街道社区的优势，邀请他们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可以强化治理效能。同时，也可以鼓励老年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实现自我价值，体现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4]。社区工作只有从群众的问题出发围绕群众身边的“细事”入手，才能有效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

5.遵循润物有声，建设社区文化阵地

通过“三育并举”增强文化嵌入力。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载体，在社区构建群众喜欢、群众愿意参与并且长效化引导居民将精神内化于心的文化体系，也是当下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实践逻辑。加之涉农社区农村转移人员进入城市带来的新居住空间变化以及新习俗和老传统之间的碰撞，形成的半熟人社区氛围也催化了构建文化阵地的条件。因此，社区急需推动文化建设，逐步在邻里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及和谐生活氛围。一是以德育人，通过理论宣讲让文明之风浸润人心。社区可以组织邀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在社区开办文明意识宣讲，为社区居民带来文化知识大餐。二是以善育人，通过文明实践让文明之举落地生根。社区可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主题活动，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引导作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区治理的导向力，在活动中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三是以美育人，通过榜样示范让社区治理常态长效。社区可以定期举办文化评选活动，通过文艺表彰晚会等形式对文明家庭户、突出贡献个人及各类志愿团队进行荣誉表彰，以榜样的力量带动更多人形成争做文明好邻居的良好氛围。涉农社区通过各种正面和侧面引导，推动自发形成公共文化生活秩序，让原熟人社会中人情、面子等资源也具有治理功能，逐渐形成一种有力的约束机制和引导机制^[5]。

参考文献：

[1]王萍萍.人口总量有所下降人口高质量发展取得成效[N].中国信息报,2024-01-19(002).

[2]熊万胜.社会治理,还是生活治理?——审思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J].文化纵横,2018,(01):115-121.

[3]徐苗,杨雪梅.基于日常生活视角的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使用研究——以重庆市礼嘉街道嘉和社区为例[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23,38(06):89-97.

[4]姚鹏.湖北武汉智苑社区:牢记嘱托,建设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N].中国妇女报,2022-08-22(2).

[5]陈靖,刘明.上楼之后:“涉农社区”的生活秩序及其治理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20,(11):59-66.                                                    作者信息:张晨雪，女(1988.02一)，汉族，籍贯江苏宜兴，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