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自然风光与神秘宗教遮蔽的信仰

1.1自然风光下对信仰的想象

文革结束，中国人民从现代造神的愚昧中觉醒来，从长期的文化禁锢中走出来，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体制在全国各个领域逐渐深入，文化与艺术有了新的启蒙倾向，从这一年起，国家大力鼓励少数民族的艺术创作。1983年1月25日，国家民委下发通知，要求小说、剧本、电影、曲艺、美术等文艺作品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把这些措施看作改善民族关系的重要一环。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影视事业在不断地提升，从中央到地方电视台的兴建，电视机开始慢慢普及，走向寻常人家，同时影视行业也在大力制作民族电视片。在国家政策以及影视行业的双重加持下，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极大发展，藏族题材纪录片也坚持用电影制作的一套方法进行生产，运用电视的手段进行制作，孕育了一批优秀的影视作品。

20世纪80年代藏族题材作品通过视听话语传达出藏区浓郁的地理风情与人文生活，关注绮丽的自然风光，营造一种诗意化的风格。在这诗意化风格的背后隐匿着对藏人信仰的想象，遗憾地是创作者没有细腻地书写，作品只是流于画面的无限歌颂。最为代表的作品是1985年上海科教电影厂拍摄的旅游片《西藏—西藏》，该片由于受到国家旅游局的委托，片中悠扬的音乐替代画面发挥着指示作用，在歌颂的影像中不由自主地将藏族韵味推向高潮，与自然风情相比，宗教信仰处于缺席的位置。电视台发展和影视艺术人类学的崛起，使得藏族题材影视作品获得了更多技术支持和学术支撑。1988年，刘浪导演拍摄电视艺术片《西藏的诱惑》，该片在中央电视台《地方台50分钟》播出，影片以三位僧侣朝圣为表现对象，以四位艺术家在西藏追寻信仰为线索，通过激昂的解说词、以及充满赞扬的歌曲，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西藏景观。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牛山纯一看过1988年的28部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时表示作品中表现的内容很美，但是与人民生活真实的生活面貌具有很大的差别。总体上，这一阶段的影视作品偏于感性，虽有信仰的呈现，但藏人信仰远离生活，呈现给观众的信仰是超越文本本身的想象。

1.2、神秘宗教堆砌下对信仰的疑惑

电影《盗马贼》作为导演田壮壮对少数民族题材探索的代表作品，影片展示了丰富的异域风情和浓厚的宗教仪式，也凸显了牧民罗尔布对信仰的怀疑与困惑。

导演田壮壮将影片中的故事元素降到最低，用纪录片式的符号堆砌了整个影片：转经轮、圣水和寺院，另外还有大量宗教仪式：跳隆恐舞、送河鬼、金瓦寺转经以及沐浴节等，用神秘的仪式来营造藏族神灵信仰，这是“他者”视域下导演崇拜信仰的一种奇观化消费，给宗教信仰蒙上一层神秘莫测感。大量的宗教轨仪成为电影的主要表达内容，宗教符号成为推进故事的有效承载体，影片中罗尔布到寺院为病危的儿子祈福时，导演运用灯光反差的视觉效果突出佛灯的意向，大殿中的灯海显然是希望的象征。“宗教是社会的一种超越性形式，而非一种安慰性幻想的社会倒影”。宗教具有经验性，但影片脱离了以往故事片正常叙事状态，大量神秘宗教仪式的呈现导致影片解读的困难。

二、浮出水面的信仰话题

2.1藏人信仰融于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八十年代末，吴文光、蒋樾和温普林等人开始自发地进入西藏尝试拍摄电视专题片，他们大多数是电视台的影视从业人员，致力于少数题材影视的创作。这些独立制作的纪录片与以往纪录片不同的是，导演更多地加入对人的思考。段锦川看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后对自己启发很大，于是开始尝试拍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如他的《天边》主要讲述了桑珠和饶杰两家人生活在藏地帕拉草原上的故事，他们秉持着佛教的慈悲为怀，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一时期的作品，如《老人们》（1999）、《雨崩村的故事》（2005）、《我们的佳碧村》（2006）等基本上都是围绕普通大众来讲述，导演们深入生活细节，关注个体、群体的生存命运和生存状态。

九十年代初，新纪录片流派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运而出，该流派以吴文光、蒋越和段锦川为首，他们将作品对准普通人的人性品质，忽略人们的年龄、性别、职位等界限，生活中学校、街道、城市等地点成为他们表现的对象。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藏族纪录片都围绕“人”为主体来进行信仰创作。

另外电视节和影视奖项的设立也大大激发了少数民族影视行业人员的积极性。1992年起每隔两年举办一次“骏马奖”，纪录片是每一届“骏马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西藏电视台拍摄的《藏历新年》获得第四届“骏马奖”（1992）电视专题片一等奖。由青海电视台藏语部创作的《藏族赛马节》获得第五届“骏马奖”（1994）电视专题片提名奖。在第八届骏马奖”（2000）电视专题片评比中，《最后的马帮》获得专题纪录片一等奖，《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获得专题纪录片二等奖，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雪域藏医》获得特别奖。越来越多的藏族影视作品浮现在观众面前，使大众越来越了解藏民信仰，更加全面地了解西藏。

2.2娱乐浪潮下信仰商业化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全面改革吹响号角，“经济建设”成为20世纪90年代发展的核心任务，它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大众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内涵也随着中国文化风气发生了变化。文化慢慢被产业侵蚀，市场逻辑挤压文化的本质，使得此时的文化成为一种商品，具有了“文化工业”的特点。少数民族影视作品也开始呈现娱乐化的趋势，藏族题材作品表现出对世俗的主动迎合，有些作品中集合了商业性的元素，如边疆图景、异域风情、当红明星、大场面制作以及知名导演等。电影《红河谷》的导演将创作的角度转向大众所喜欢的爱情这一命题，并采用了宁静、邵兵等流量明星出演，使信仰的表达具有了快感的来源。

三、日渐凸显的藏人信仰

3.1全球浪潮下藏文化自觉

少数民族影视作品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发展后，继续在新世纪砥砺前行。2001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后，中国的自然环境、文化风俗以及国际交往无不受到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在“市场”、“国家”、“政治”的种种考验下，不同题材的影视作品都在试图寻求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具体的传播环境，来展现中国少数民族各地景观和生活状态。全球化带来了文化自觉，因为“一个民族在某种和外部世界缺乏交流和比较的条件下，既不会了解其他民族的特性和文化，也无需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性进行反观。”导演们通过藏民族的文化、信仰等塑造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在影视的场域中，想象的载体被大大拓展，以电影、纪录片为主的视觉图像建构了新的篇章。

风情想象最突出的表现无疑是藏民作品中大量节日活动与习俗的书写。在藏区至今仍保留着原始而质朴的农耕活动，在农耕活动中信仰习俗十分明显。这源于藏族复杂的地理环境和险恶的气候条件，即将收成的庄稼遇到恶劣的冰雹时，远古居民认为这是神灵的惩罚。为了祈祷神灵息怒，祈祷人畜兴旺，庄稼丰稔，藏族传统的望果节相应诞生。《天河》之《大江东区》中拉孜县被誉为“西藏粮仓”，每年春耕节，村民会举行盛大的祈福仪式，平整土地，敬天祈福。盛大的开耕仪式表达了祖祖辈辈对土地的敬畏以及对收获的希望。

有的作品将焦点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大型纪录片《话说格萨尔》中用纪实的手法，纪录了传唱格萨尔的艺人们，拍摄组历时9个月，将世界上最长的藏族史诗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没有人精确地统计《格萨尔王传》到底有多少优美的诗行，随着社会的改革发展，加上历代人的加工撰写，愈分愈多，形成了今天的巨著。

3.2少数民族导演的电影实践

2001以来，“社区影像”的理念影响了少数民族影视创作。该团队的创作主体是非专业人员，所拍摄的话题基本上是社会的边缘话题。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民间记录以及DV的普及使热爱影像的人拿起了拍摄工具，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将其所见与国家记忆相连，丰富了少数民族的社会信息以及国家形象，这一理念也推动了藏族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

2002年是藏历水羊年，这一年对藏民朝圣具有特殊含义，藏民认为在这一年转山一圈等于平时六十圈的功德。此里卓玛在去往卡瓦博格朝圣的路上，拍摄了5分钟的纪录片《小生命》，该片表现了藏民不杀生的慈悲理念。2007年“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启了“乡村之眼”项目（自然与文化影像保护项目），随后藏族村民兰则拿起DV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牛粪》。导演兰则将自己隐秘起来，用长镜头的拍摄方式远远地拍摄着小孩与母亲的生活劳作，用纪实的手法呈现了牛粪对藏民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在藏民导演视域下，他认为牧区的文化就是牛粪，用内视角的方式，唤起了藏族观众的集体记忆。《藏民们在这一时期拍摄的纪录片虽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参与到主流力量中，这对于推动藏族影视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004年，万玛才旦、松太加和西德尼玛等人开始进入电影界，他们成为了藏族题材影视创作的主力军，《静静的嘛呢石》的上映打破了汉族导演统治藏族电影的局面，随后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藏族电影作品，《老狗》（2008）、《寻找智美更登》（2008）、《太阳总在左边》（2010）、《河》（2015）、《撞死了一只羊》（2019）等。《塔洛》《阿拉姜色》《撞死了一只羊》先后进入影院，这些作品多用藏族对白，多是具有藏族身份的非职业演员或职业演员本色出演，以确保藏文化的神韵。藏族导演致力于创作属于本民族的影视作品，他们出生于藏地，对于本民族的生活有着切实的体验，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对于信仰有了更深、更真地把握。在国家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教育发展的背景下，藏族导演们不仅具有本民族的文化体验，还吸收了汉族的文化，经过汉族或其他民族文化的浸染时，他们反过来受到“民族意识”的觉醒，自觉承担起藏族主体性地建构。

3.3社会现实中对信仰的坚守

进入21世纪，藏族影视作品中的信仰呈现出多元化、小叙事的趋势。90年代新纪录片运动中萌发，关注底层、面向现实的记录精神在21世纪初的藏族题材作品中得到了延续与放大。作为一部观察式的纪录片《西藏一年》，影片采用多线交叉的方式叙述了江孜县8位藏民在一年中的日常生活状态，展示了西藏人最真实的生活、信仰与心理的状态，这种关注底层的记录精神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该片被国外多个电视台订购并播放。

资本冲击下的藏民影视作品中渗透了由大众文化带来的世俗化问题，作品以娱乐为导向，文化变成了消费品，并有了道格拉斯·戴维斯所称的“快餐”的特点。在此症候下，藏族题材影视作品对逝去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并表达，新世纪中藏族题材纪录片开始关注环境保护、信仰冲击等问题。纪录片《可可西里》讲述了可可西里高原上，日泰带领藏民成立巡山队来保护藏羚羊，日泰和巡山队员们拒绝不法分子的贿赂，最终，日泰被盗猎者夺去生命，该片探索了人性、欲望、生命之间信仰何存的思考。在远古时期，动物曾在藏族民众心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但是经济热潮的到来侵蚀盗猎者的欲望，影片呈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十年内藏羚羊的数量急剧下降，目前幸存的藏羚羊仅有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消费的过程中，盗猎者获得了金钱快感，违背了藏传佛教中的慈悲、善良的教义，即使在社会关系不和谐的状态下，仍有扎巴多杰一批人在消费的土地上坚守着上一辈传承下来的佛教信仰，与不法分子做坚决斗争。

藏人信仰在藏族题材影视的流变中，其信仰的呈现与社会背景、思想解放以及影视政策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信仰主题在作品中从若隐若现向日渐凸显的位置转向。 如今，在藏族题材影视作品中，藏人的生活空间开始从边缘地带向城市空间转移，与当下藏区的真实现状遥呼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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